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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个汪由敦，还是比较懂规矩的。他之所以敷衍皇帝，那是因为他知道有些话是不该他说的。皇上的膳食归内务府管，内务府的事是皇上家里的私事，也只有皇上能管，其他人是没有资格多嘴的，所以他只好以此敷衍皇上。
不过，一个鸡蛋市面上不过是几文钱，而内务府卖给皇上居然卖到了十两银子，这也确实离谱。
到了道光之后的光绪，同样是这样。
大概是因为皇宫里的鸡蛋一直被炒高价，所以光绪皇帝也很喜欢吃鸡蛋。当时一个鸡蛋大概三四个铜板，但内务府的采购价格是三十两银子一个。有一次，光绪皇帝和老师翁同龢闲谈，突然说：“这鸡蛋虽然好吃可太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
翁同龢也算是饱读诗书，熟知历史之人，吸取了汪由敦和曹文正的教训，赶紧推脱说道：“臣家中只有遇到祭祀大典才吃一两个,平时不敢买。”
于是乎，连皇帝的老师都不敢讲真话，所以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鸡蛋很贵，连朝廷大官都吃不起。为此，他每年单单吃鸡蛋就要“吃”掉上万两白银。
由此可见，这“道”自有道，可不是那么容易破坏的，就算你手握重权甚至贵为皇帝，也常常会在挑战这些“道”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些个清朝皇帝，还有大臣，各个时期都有“整顿内务府”、“还之正道”的声音，真是不绝于耳，都想当改革旧习之清流。可惜，最后个个都以失败而告终。
道光皇帝因为抠门，所以对花钱如流水的内务府最是不满，多有训斥。比如，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可是，等了多日，连一碗“粉汤”的影子都没见到。
于是，道光皇帝就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
相关官员好一通诉苦：“皇上，您可不知道，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马不停蹄地筹措资金呢！”
道光皇帝一听就怒了：“一碗粉汤需要多少钱啊？”
官员回答：“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再加上原料钱。所以，皇上如果想吃粉汤的话，得给御膳房每年增加六万两银子。”
道光皇帝似乎算准了他们会这么回答，所以一阵冷笑，说道:“不必了！我登基之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行情都知道，一碗粉汤，两个铜板,内务府专门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前门大街买粉汤回来就可以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皇帝还是没见到粉汤，再次召来相关官员训斥。
可是，官员回答得特别自然：“臣等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压根儿也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想是他们觉得这粉汤不赚钱，所以都撤了！臣等这几天正打算跑远点去买呢，可是，这也有个问题，如果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就不好吃了，所以正烦恼着呢！”道光皇帝无奈地摊了摊手：“罢罢罢，是朕不该贪嘴！好吧，朕从此不吃粉汤了！”
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
为什么，因为这些小摊小贩挡住了他们年入六万两白银的“规矩之道”，成为他们眼中的恶人。所以，把你们赶跑，免得皇帝私下派人来问。
这就是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典型例子。
可是，你能说他们错么？
他们可不认为自己错，自己一直在坚守着“道”。谁要是破坏了这个“道”，谁才是真正错的那个人，是真的“大逆不道”。
所以，错的人竟然是皇帝。最后，皇帝还要为此自责，亲自道歉。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来的问题，看似可笑，却非常严重。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内务府！不能不说，经过几代皇帝之后，早期建立不少功勋的内务府，已经逐渐膨胀成了一股巨大的独立势力。
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道”，其实暗含着一种内存的逻辑，那就是内务府办任何事情都看能不能获取“好处”，有利的事情就办，没利的事情不办。这是他们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不是听从皇帝的命令。
利益取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超越了一切！
如何吃到粉汤是道光皇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是去买现成的，既简单又便宜，绝对优于内务府的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人员、增加预算的生产方法。
可是，道光皇帝的这个好方法，让内务府的经办人员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点儿利益都沾不到，那得赔上跑路辛苦。所以，相关官员宁愿多次挨皇帝的批评，派人驱赶商贩，也要逼着道光皇帝接受内务府的方法。所以，道光皇帝最终所能做的抵抗，仅仅是不吃粉汤而已，外加自行道歉与解嘲。
内务府从皇帝身上揩油，招数可是多得很，只这一条“低买高卖”，就是日进斗金甚至日近万斤的大手笔。
皇帝虽然处于权势的顶峰，可以给内务府规定多个条条框框，但毕竟身居深宫，对正常的市场行情并不了解。于是乎，内务府就从宫外平价买入物品，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动手抢，然后高价报给皇帝。
皇帝一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清楚，大臣们一般也不敢说。所以，这所谓的“道道”一下子就形成了。表面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违法甚至违规的地方。鸡蛋如此，补丁也如此。这其中的差价，就成为了经手人员的“灰色收入”。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邪门。每年,皇帝和紫禁城的“合法开支”就有四五百万两白银，这还算是比较节俭的皇帝了。要是碰上一个能造的，没个千万两，根本拿不下来。
晚清时候，慈禧太后当政时期，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阎敬铭。这也算是清末难得的贤相了。数度力挽狂澜，被称为“救时宰相”，却因为难逆大势，极力反对慈禧重修圆明园，未被采纳，最后愤而去职，在此之后，大清朝就濒于崩溃了。
阎敬铭非常清廉，在任时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简直是天价。他有心整顿内务府，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
慈禧太后在这方面也不算特别昏庸，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她也不点破，就让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
阎敬铭信心满满，就亲自跑到市场上去看。结果，不看倒好，这一看，才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纷纷诉苦，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
这位阎敬铭也算是有一番傲骨，犟上了，打算给内务府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他写了一封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却没有想到，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
最终，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阎敬铭贵为军机大臣，却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好生苦恼。事后，阎敬铭追查一番，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
权力与权力较劲，明总胜不了暗，强总胜不了弱。所以，反思一下，可能明并不明，强并不强。反而暗是真明，弱是真强。
事情办不了，人更办不了。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除了励精图治的“救时宰相”阎敬铭，后来登上帝位的光绪皇帝，也算是有所抱负的人。可是，堂堂一介皇帝，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内务府的中级官员。
庆宽是一个内务府郎中，也就是最普通的中层干部，他之所以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堂而皇之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
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于是就让庆宽打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非常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就问需要多少钱，庆宽张口就要四万两银子。
光绪大吃一惊，当即脱口而出：“天啊，这岂不是要抄朕家了？”
原来，光绪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因为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现在倒好，庆宽用这四个镯子为由，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私房钱，而且这镯子已经给慈禧看过，光绪又不得不给，真是恨得牙痒痒。所以，光绪自此就恨上了庆宽。
要说庆宽这个人，确实巨贪，而且一点儿都不避嫌，高调贪污，大报花账，气焰嚣张得很。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庆宽主持庆典处，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其财，别人想插手都没辙儿。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
这时，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要知道这两条罪过，那可都是不小，都是杀头的大罪！